现代人出门靠导航，古代出行是怎样认得来时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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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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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2 05:29
除了用堠记路程，还有就是在道路两旁种树。这个方式从很早就开始了，《国语·周语》载：“列树以表道。”古代道路两旁所植树木品种很多，多为杨树、柳树、榆树、槐树等，一些重要的干道上植松、柏、梧桐或植果树。东汉时，道路上除种植一般树木之外，许多重要的交通要道及宗庙、官室和陵园的道路均有梧桐之类列于道侧，反映出当时重视在道路两旁植树的风尚。
大路两旁都种着树，只要按照树的指引走，就不会走到深山中迷路了，因此种树也是路标的一种。
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道路两边群山树木
中国古代的道路标志，除里程标志、种树外，中原地区还流行一种叫“杈子”的道路标志。“杈子”古称“梐枑”、“行马”，俗称“拒马叉子”，用以阻拦行人车马通行。杈子由一横木连接数对两两交叉的木棍而构成。南宋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坊巷御街，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
在中国南方的湖南、两广等地，人们通常在村寨岔路口处，立一小石碑，向过往行人指明方向，旧时民间认为此举是“阴功积德”，为来世创造幸福。
草标，是中南土家族人的一种道路标志。土家族人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深山荒野。人迹罕至，难识鸟道兽路。土家人为防止误入鸟道兽路，走进枭禽猛兽筑巢的荒岭，就在歧路口挽起“草标”。这是一种指路暗号，土家人一看就知道哪条荒径不能走，有危险，但外地人往往不知。
土家族人于山寨道路上也设指路碑，他们的指路碑叫“挡箭碑”。碑的上方横刻有“挡箭碑”三个大字，碑的正中刻“开弓断弦”四字，两旁再刻“左走某某”地名，“右走某某”地名。行人至此，虽是崇山峻岭，也不至于迷路。土家人之所以把指路碑说成是“挡箭碑”，缘于土家人的宗教信仰。土家族人的小孩病了，或遭凶恶，他们认为是有恶煞作祟，暗地里施放阴箭，射向小孩魂灵，故才有此难。因此，必须在岔道口竖立“挡箭石碑”，将“阴箭”挡住，指路积善，才能保佑孩子灵魂逢凶化吉。
除此之外，还有道路上的馆舍，又称为“亭”。“亭”最早是为了君王的使者和*走在路上能及时得到休息，沿着国家的主要道路设置的，有人看管，备有粮柴。《周礼·大行人》和《掌客》说天子境内沿途为诸侯前来朝聘准备粮食、马料，并且定量供应。其所述的具体条例并不可信，但行人在亭舍“打尖”则确是古已有之。
后代又有长亭、短亭的区别，此时的“亭”已经不能提供吃喝住宿了，据说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时的亭似乎已经纯粹是供人歇脚的地方了。当然，这些亭的存在也是一种路标。
《长亭送别》费以耕1868年作
除了陆地，水路也是常用的出行方式。就我国古代天文导航定位技术而言，只是到了西汉以后，才有了这方面明确的记载。最早提到航海时依靠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明方位的是西汉古籍《淮南子》，书中提到一种“海人之占”的原始天文航海导航定位技术，它是从我国发源于远古时期的占星术发展而来的。
唐代的天文航海术，基本上仍处在天文导航阶段。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在《送秘书监还日本国》的诗中说：“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这种天文导航术，只能使海船沿岸航行，或做惯常的较短距离的横渡航行，如横渡东海、暹罗湾口、孟加拉湾口，还不能确保海船在大洋腹地作连续几十天的远航。
宋代的天文航海技术，在继承了唐代及唐以前历代的天体定向助航技术的基础上，出现了重大的进步，其主要的标志是与远洋横渡航行至关密切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开始问世并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据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记载：“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暝，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由此可知，在西太平洋近海作较短距离的惯常航行中，天文定向仍是天气良好时的主要导航手段，而指南浮针，则是坏天气时的主要辅助导航手段。
苏州石刻天文图：南宋淳右七年（即公元1247年）所刻
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始于宋代，该时代已出现了全天候定向导航仪器——水浮针(以及针盘)，并开始在磁针定向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化的航迹推算。
发展到元代，通过测量天体高度来辨认船位变化的技术也日趋成熟。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马可波罗提到在航海中天体高度的变化，表明当时的航海者是通过测量某些特定星辰的出水高度来确定船位的。宋元时期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中的量天尺，就是这种天文导航定位技术中的一个主要工具。而明代的“牵星术”则是这种技术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出现的。这种技术在郑和下西洋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